中西博弈，笑到最后的將是中國

　　不久前我們紀念了鄧小平南巡20周年。20年前是個什么情況？1989年發(fā)生了天安門風波，1990年東歐劇變，1991年蘇聯(lián)解體。西方世界歡呼雀躍，我們內部悲觀者增多。但在這危機時刻，鄧小平看到的卻是中國的機遇和希望。他認為“國際大氣候”和“國內小氣候”決定了天安門風波“是一定要來的”，早來“對我們比較有利”。他告訴來訪外賓，對東歐亂象，西方“不要高興得太早，問題還復雜得很”。東歐劇變后，鄧小平說：“國內外形勢比我們預料的要好�！�1991年蘇聯(lián)解體前夕，鄧小平說，現(xiàn)在世界發(fā)生大轉折，這是個機遇。

　　蘇聯(lián)解體才20天，他就開始南巡。在整個南巡中，他反復呼吁要“抓住時機，發(fā)展自己……我就擔心喪失機會”。他強調：“不堅持社會主義，不改革開放，不發(fā)展經濟，不改善人民生活，只能是死路一條。”中國隨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，經濟迅猛發(fā)展，大多數(shù)百姓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。轉眼間，中國人的住房自有率已超過所有發(fā)達國家，汽車進入了尋常百姓家。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民族經歷過如此迅速的財富增長。

　　我自己感嘆的是，在那個充滿危機的年代，鄧小平看到了機遇和希望。今天中國的處境比當時不知好多少倍，但我們一些人卻被西方話語忽悠，越來越沒有自信，這實在說不過去。中國確實面臨許多挑戰(zhàn)，但我們取得的成績除以2，除以4，甚至除以6，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要好，這是我過去20年走訪百國之后得出的簡單結論。

　　有些人總是認為，中國經濟改革進步很大，政治改革相對滯后。但即使在所謂“政治改革滯后”的情況下，我們都可以和別人競爭而勝出。這說明我們可以先肯定自己成功的制度因素，然后再探索和改進我們的制度，最終實現(xiàn)對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，就像今天的上海在越來越多方面超越紐約那樣。

　　有人看到“阿拉伯之春”，認為這代表了世界潮流。以我個人之見，這些國家?guī)缀醵枷萑牖靵y和動蕩，“阿拉伯之春”似乎正在變成“阿拉伯之冬”。有人看到臺灣這次選舉相對太平，就認為中國大陸也要走這條路。其實臺灣“民主”一路走來，經濟滑坡，社會分裂，今天的臺灣很大程度上在靠大陸“輸血”。好在“臺獨”的本錢已經輸光，臺灣已經成為對中國大陸最依賴的經濟體之一，“臺獨”意味著臺灣經濟的崩潰。本來臺灣還有人指望臺灣“民主”可以成為照亮大陸的“燈塔”，結果沒想到這個“燈塔”卻照亮了臺灣未來的選擇：順應歷史大勢，走向與大陸的統(tǒng)合。

　　這一切背后是民主原教旨主義的危機。這種原教旨主義基于三個假設：人是理性的，權利是絕對的，程序是萬能的（即治國不必靠人才，只需選舉程序正確）。這三個假設今天看來一個也站不住腳。這種基因缺陷決定民主原教旨主義必然走衰。從希臘債務危機到美國金融危機也反映了這個趨勢。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，我們一些人還是自信不起來，處處唯西方話語之馬首是瞻，這只能是“姜太公釣魚，愿者上鉤”。

　　我看好中國的前景：只要我們繼續(xù)走自己的路，抓住機遇，發(fā)展自己，不內斗，不折騰，再過十年左右，中國的經濟總量應該超過美國，屆時中國的中產階層（暫且采用一個對西方也完全適用的經濟標準，即一份相對穩(wěn)定的工作＋一套產權房）的人數(shù)，估計將是美國人口的兩倍。西方現(xiàn)在還不愿意承認中國1949年革命的意義，不愿意承認中國政治制度和中國模式，到那個時候，西方將不得不承認這一切，否則就無法解釋中國的成功，當然我們不必太在乎這種承認。中國今天握有一手好牌，我們應當更加自信，笑到最后的將是中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