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福州市民官先生撥打媒體熱線反映，他朋友從平潭寄了兩個包裹給他，他去汽車南站取件時，被告知要再交10元“通知費”。官先生質(zhì)疑，明明寄件人已經(jīng)付了錢，取件還要另外加錢，行李房有實行“雙向收費”的違規(guī)之嫌。他撥打了12358價格舉報電話后，車站行李房放棄了收費。（《海峽都市報》5月8日）

　　行李房很會打“心理戰(zhàn)”，以為消費者“花了買雞錢，不會舍不得幾個醬油錢”，便3元一件、5元一件地收起了“包裹通知費”；官先生卻善打“法律牌”，哪有收了寄件費又另收取件費的，一個電話打到物價部門，結(jié)果如愿以償?shù)孛饨涣诉@筆稀里糊涂的“通知費”。

　　此事看似已經(jīng)圓滿解決，實際仍屬了猶未了。因為媒體報道繼續(xù)披露，據(jù)理力爭的官先生，雖然沒交“通知費”也領(lǐng)回了自己的包裹，但也隨之發(fā)現(xiàn)，其他去行李房取件的市民，要么不識貓膩，要么懶得較真，還在一個個地掏錢取件。而車站方面貌似還“豈能不收”地振振有詞：“通過車站寄件與快遞不一樣。對方車站收了寄件費，只是把包裹送到車站，到站后還要雇人卸車，還要逐個通知,每個月電話費都要一兩千元”云云。有這樣的收取“包裹通知費”思維，若無相關(guān)部門的明令禁止，眾多蒙在鼓里的消費者，怎能不被一點一滴地“揩油”和“割肉”？

　　車站行李房的“包裹通知費”，真的可以收得“理直氣壯”嗎？在當(dāng)?shù)匚飪r部門還沒具體作答的情況下，我看不妨來個“以其之矛，攻其之盾”。筆者也認(rèn)同車站方面的說法，他們的寄件與快遞不一樣；然而，這個“不一樣”，不等于就可作為收取“通知費”的天然理由。原因在于，快遞公司在收到包裹后，還要負(fù)責(zé)把東西送到顧客家里，而行李房只是放在那兒讓市民去取。如此一對比，快遞公司付出的人力和物力更多，又何來車站還要收取“通知費”的自我滋潤之理呢？

　　從車站行李房的收取“包裹通知費”，倒讓我迅即想起了網(wǎng)上曾經(jīng)流傳的一則詼諧諷刺的冷笑話。說的是，某電信局長上街買魚，攤主把魚往電子秤上一放，問其要不要看到分量和價錢？局長說當(dāng)然要看，攤主就說行，另加“用秤顯示費”；然后又說“四斤一兩算五斤”，不等局長發(fā)問，便解釋道，“你們電信局不也按超出一秒算一分鐘收費的嗎”？頓時把局長噎得不行。

　　從“包裹通知費”想到“局長買魚記”，不是說車站行李房有著與電信局那樣“霸氣資源”，而是講，凡事最好公平合理，不要“仗勢欺人”——倘若像“包裹通知費”之類“雙向得利”可以任意設(shè)計、任性收取，以后一旦弄得眾所皆知，等你出了車站行李房的這個“一畝三分地”，人家照樣也能如法炮制地“請君入甕”，豈不陷于“人人坑人又自坑”的可悲境地了？！建議福州那個車站的行李房，再去閱讀一下“局長買魚記”。(司馬童)